论菩提达摩对中国佛教的影响——董群

菩提达摩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中国禅宗的影响。对这种影响的讨论，至少可以通过对达摩资料记载的变化、达摩禅学思想的特色、达摩祖师地位的确立、历史上的达摩理解等方面的分析而进行，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菩提达摩理行双运、定慧兼修的禅法特点、如来藏和般若观相结合的理论结构、道德化的宗教内涵、以修心为特色的禅修思路、藉教悟宗的宗教建设理念、民间化的宗教发展方向，都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据此也可以确认，达摩是中国佛教新的发展模式的实际倡导者，是新佛学思想的奠基者。

从达摩资料记载的变化看其影响

菩提达摩的生平和思想的资料，有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从少到多，从史实到传说，从如实记录到托名撰述。不管是何种情形，都反映了达摩在中国佛教影响的扩大、地位的提高。

一、最早的记载。有关菩提达摩的资料记载，起初非常少。从史料的角度看，只有北朝时期北魏（386－557）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有两条。此书卷一永宁寺条提到达摩时说：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磨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物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1]

此处讲到永宁寺的壮丽，以来自外国的见闻甚多的达摩的赞叹来衬托。

此书卷一修梵寺条又引证达摩赞叹此寺造像的话：“菩提达磨云：得其真相也。”[2]连胡适博士在其《菩提达摩考》一文中也承认达摩是历史人物，讲到此处资料时，以此二条理由说明此记载可信[3]。

二、稍后的记载。稍后由昙林作序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或《达摩论》，是最早对达摩的思想加以记录的史料。昙林是达摩的弟子，具体事迹不详。这是达摩僧团在当时佛教界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必然结果。《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附有《法林传》，此法林可能就是昙林，或称林法师。他长于《胜鬘经》，精于撰述讲说。《楞伽师资记》说：“此四行是达摩禅师亲说，余则弟子昙林记师言行，集成一卷，名曰《达磨论》也。”[4]

三、传记的出现。僧传中第一次明确为达摩作传的应该是道宣的《续高僧传》，此传卷十六有《菩提达摩传》，简要地记录了达摩的言行，此传中其他一些禅僧的传记也提到达摩。他讲到达摩传教时，“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语），卷流于世。”[5]这可能也涉及到昙林所记的资料，因此，昙林的记录，又为道宣所用。与杨衒之的资料相比，除了对达摩的年龄记录相同之外，更多的是不同，重要的方面有七：一是原籍变化，由“荒裔”的波斯人变成“南天竺婆罗门种”。二是明确了来华的路线，由南而北，“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6]三是记录了达摩的弟子名单，《达摩传》提到的有道育和慧（僧）可，《僧可传》中又有向居士、化公、廖公。《僧副传》讲到僧副从达摩出家。四是谈到达摩的晚年终归，在《达摩传》中讲“不测于终”。《僧可传》中则讲“灭化洛滨”。五是阐述达摩禅法的内容，即二入四行论，和昙林记载的资料大致相同。六是指出达摩禅的传教经典，即《楞伽经》。七是夹杂以自己的评论见解。比如他称达摩“志存大乘，冥心虚寂”[7]，这使其记录有“述评”的性质。

道宣（596－667）的研究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带有实证精神，他“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效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8]因此，其研究成果带有极高的可信度，是对第一手资料分析的结果。其中有些记述有矛盾，比如晚年终归之事，这可能取自不同的原始资料，或许是口传资料。这也说明，在道宣时代，达摩的真相并不为人们所全部了知。由于道宣的学术研究的权威性，他对达摩研究的许多观点在后世成为定论。

四、资料之增多。道宣之后，对达摩事迹资料的记载就逐渐增多，有许多标为达摩禅学作品的文献，其中也有伪托的成分。像《达摩少室六门》所含《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6种，敦煌文献《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等，虽然包含有部分达摩的思想，但更多地是反映伪托者对禅学的理解。甚至还有托名达摩的《达摩易筋经》、《达摩一掌金》、《达摩洗髓经》等武术类文献，乃至道教方面也有借用达摩的大名而编造出《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心妙用诀》之类的仙术作品。至于增加的达摩事迹，多是传说、附会。

五、后世增加的达摩资料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就是增加了达摩和梁武帝的对话。日僧最澄（767～822）《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引《传法记》云：

（达摩）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9]

《传法记》已佚，可能是八世纪的作品。在《坛经》里，也提到了这段事迹：

使君问：弟子见说，达磨大师化武帝，帝问达磨：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磨答言：并无功德。武帝惆怅，遂遣达磨出境。[10]

据此可知，至少在八世纪，这一故事就已经流传很广了。《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等作品对这些事又有更详细的描述。后来《碧岩录》将其作为第一则公案，在禅界更为广泛地流传。

从达摩的传记资料的增多，可知达摩如何是从一个少为人知的历史人物演化为一个充满传说的神化僧。这一过程反映了达摩在佛教界地位的不断提高。一个毫无历史作用的人物，人们不会去关注，更不用说去神化。

在达摩身上的传说和附会越多，说明其地位越重要。

从达摩祖师地位的确立看其影响

达摩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又是通过其禅宗祖师地位来体现的。禅宗内有不同的流派，除了楞伽宗视其为二祖，其余均视其为禅宗的初祖。

一、法如系初祖。在禅宗中，法如（638～689）系可能是最早提出禅宗传法世系，并突出菩提达摩的禅宗初祖者地位。《唐中岳寺沙门释法如行状》中说：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达摩“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杜胐的《传法宝记》继承了此种说法，并发展为法如传神秀，“而今已后，当往荆州玉泉寺秀禅师下咨禀”。

二、楞伽宗二祖。楞伽宗是唐代禅宗南北分野后，禅宗北宗自身一系宗派的称号，是早期禅宗的别称。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以此传宗。北宗人在研究自己的宗派史时，就以此经命名本宗。净觉所撰的《楞伽师资记》，以《楞伽经》的译者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达摩为二祖，达摩以降，依次是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神秀以下，并列普寂、敬贤、义福、惠福四人，历八代。其实此种方法于理上有缺，若依宗经译者为第一祖的话，三论宗和天台宗初祖乃是鸠摩罗什。又，依常理，代际祖师之间，一般有授受，而求那跋陀罗和达摩之间，并无此种关系。所以，《历代法宝记》批评净觉“不知根由”。[11]但净觉并没有贬低达摩之意。

三、南宗初祖。禅宗南派一致确立达摩禅为禅宗初祖。敦煌本《坛经》中列从西天七佛到慧能共四十代，达摩是西土第三十五代，是东土第一祖，又有颂东土六祖的《传衣付法颂》。神会在和远法师辩论时，强调达摩是“唐国”禅宗之始，从达摩到慧能，相传付嘱已有六代，师资之间以袈裟为凭信。达摩在印度为第八代[12]。他称慧能南宗为达摩南宗，“菩提达摩南宗一门，天下更无人解。”[13]

四、荷泽宗初祖。圭峰宗密称神会一系为荷泽宗。对禅门师资的传承，宗密列有详尽的图表，其代表正传的主线依次是达摩第一，慧可第二，僧璨第三，道信第四，弘忍第五，慧能第六，神会第七。神会之后，不列序号，先后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两代。以这条主线为中心，列有旁出世系。从达摩到神会，是荷泽宗的前期世系。神会之后，两传而到南印，南印门下，宗密列有四人，其中之一是遂州道圆，宗密本人是道圆的弟子[14]。

五、保唐宗初祖。《历代法宝记》记录了此宗的世系，分别是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北齐朝第二祖慧可、隋朝第三祖僧璨、唐朝第四祖道信、第五祖弘忍、第六祖慧能。慧能以后，《法宝记》强调武则天请慧能进京未果，但征得慧能的得法袈娑，转请智诜等禅师进京。智诜思归，则天将从慧能处征来的袈裟给智诜。智诜传处寂，处寂传无相，无相传无住。以袈裟的传承证明此宗为禅门正统。无相禅师传“无忆，莫念，莫妄”三句教，认为是达摩所传，“我此三句语，是达摩祖师本传教法。”[15]菩提达摩多罗实际是指菩提达摩，神会曾误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历代法宝记》则将两者合称为菩提达摩多罗。

六、南宗雪峰系初祖。《祖堂集》实际上是以南宗雪峰一系为主线的禅籍，其对祖师的排列，七佛称为佛，印度二十七祖称尊者，东土祖师称和尚，而第一个称和尚的是达摩。由此可见，静、筠两位作者也是视达摩为禅宗东土第一祖的。

这种祖师地位的确立，既是达摩对禅宗影响的必然结果，又是这种影响得以进一步强化的基础。随着禅宗的发展，“祖师西来意”与“祖意教意”之别，成为禅宗中的话头，这个祖师就是达摩，此类话头时时在提示达摩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