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伴随着西域负有传教任务的僧人来到中原,但由于语言的阻隔,一般人都看不懂,不知它到底讲些什么。于是,汉译佛经的工作便应运而生。中国读者通过译文,了解了大量梵文佛典本身就像浩瀚的文学作品。其雄壮的气势、活跃的思维、空灵的文笔、优美的词藻,给因循相习的中国文学园地吹来了春风。
马鸣的《佛本行赞》势如高山流水,叙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树立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
《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以幽默、细腻的笔触,表达了深奥的佛理,为晋唐小说提供了借鉴。印度史诗《拉马耶那》中的哈奴曼,被一些文学家看作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
不要以为文士恋功名,僧侣爱清静,两者风牛马不相及。其实读书人与出家人的交往,是屡见史册的。尤其在唐代,诗人大多亲近佛教,并视之为清高,产生了不少游山寺、与僧人赠答以及代僧人而作的作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苑咸的《酬王维》:
王员外兄,以予尝学天竺书,有戏题见赠。然王兄当代诗匠,又精禅理,枉采知音,行于雅作,辄走笔以酬焉。又久未迁,因而嘲及。
莲花梵字本从天,华省仙郎早悟禅。
三点成伊犹有想,一观如幻自忘筌。
为文已变当时体,入用还推间气贤。
应同罗汉无名欲,故作冯唐老岁年。
苑咸的自序及酬诗,反映了王维虔诚奉佛、淡泊名利、创立诗体佛教文学的情形。
其实,不仅是唐朝,历代都有诗人和僧侣的接触、相互影响,因而扩大、提高了诗歌的题材和境界。比如,“诸行无常”是佛教的重要理念,曹操的《短歌行》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显然也受佛学的影响,在弃官回乡后写下的《归园田居》中,就有两句反思:“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唐代大诗人王维,晚年寄情山水,过着亦官亦隐的优游生活,宣扬隐士情趣和佛教禅理。 在《愚公谷》诗中,他感慨地问道:“寄言尘世客,何处欲归临?”唐代诗人李坤则是热情地赞扬佛门,在《晏安寺》中有这样两句:“寺深松桂无尘事,地接荒郊带夕阳。”其他诸如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试举两例:孟浩然《题义公禅房》云:
义公习禅寂,结宇依空林。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夕阳连雨足,空翠落庭阴。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柳宗元《晨诣超师院读禅经》云: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孟浩然的诗,在欣赏义公习禅环境的同时,流露出观莲花而知其不染之心的看法。柳宗元的诗,描述了他晨读佛经,在自然环境中欣然领悟的情形。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七八岁时,经常梦见自己当了法师;成人后,喜欢亲近禅门高德。他深谙佛理,后筑室于黄州城东,因以“东坡居士”自称。他的诗文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灵光,如其《地狱变相偈》云:
我闻吴道子,初作酆都变;
都人惧罪业,两月罢屠宰。
此画实无相,笔墨假和成;
譬如说食饱,何处生怖汗?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
苏轼见吴道子所绘地狱变相图,笔力劲怒,变状阴怪,使见者无不毛骨悚然,惊骇不已,便联想到如果人人都行善积德,地狱也就不攻自破,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出家人中也不乏吟诵的好手,《全唐诗》收有二千二百余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就有寒山、拾得、丰干、怀素、贯休等一百十多位僧人的诗篇。他们的诗大多飘逸无碍,讽咏了心境冥会、优游物外的境地。尤其是寒山的诗,不加雕琢,脱口而出。其自云——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历代都出过著名的诗僧:唐释皎然是个杰出的诗人,诗句隽丽,受到颜真卿、韦应物的推崇,有诗集《杼山集》及《诗式》、《诗评》等著作。宋释契嵩,博通内典,有扎实的文学根基,著有《镡津集》。元释本诚(觉隐)、大欣(笑隐)、圆至(天隐),时称“三隐”,均以诗自豪。明释斯学,天分甚高,为诗极工,吐词自然秀拔,著有《幻华集》。清释湛性,师承王士祯,名扬诗坛,著有《双树轩诗抄》。
佛教传入中国,给文学带来了新的题材、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词汇,使文学的天地更加广阔;作为回报,文学以奇妙的构思、形象的语言、优美的辞藻,帮助佛教登堂入室,走进社会各阶层。(信息来源:福建省佛教协会)
编辑: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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