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教育思想
发布时间：2022-11-04 09:07:03作者：地藏经全文网
墨家教育思想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难以确知（约公元前468～前376）。据司马迁 《史记》 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从墨翟的生平事迹推断，他年寿相当长，大约是公元前第五世纪，即春秋战国之际的人物。他生于鲁国，能制造车辖，长于军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舆人出身，时称他为“贱人”，他自己也不否认。至于是否作过大夫，迄今未有确证。
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 “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教育内容
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 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 “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 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 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辩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 他的“遍从人而说之”，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学问题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 击之则鸣，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坚决反对。墨翟主张教师要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不仅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他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墨家门弟子之众， 成材之多，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因 素。《淮南子》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谓“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粝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师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茧，役身给使，不敢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艰苦作风，得到墨翟的嘉许。严师出高徒，禽滑□经过长期的熏陶，终成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强扶弱，见义勇为，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身为学派之首，出处进退，以义自处，起示范带头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数门弟子笃守“兼爱”、“非攻”以及“赖力而生”、“以自苦为极”的准则，极端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点。
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行）和联系实际。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墨家重行，重视实践，但并不是一般功利论者的观点。他们在重视功效或结果的同时，并不忽视行为的动机，而是要求把“志”（动机）与“功”统一起来考察。鲁君因选择太子而请教墨翟，他建议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同时，要把动机与结果结合起来。墨学曾经是显学，《非儒》一篇对儒家作了严厉抨击。儒家孟轲则攻击墨翟兼爱是“无父”、“禽兽”，但孟轲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牺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翟及其后学所倡导的学说和学风，在古代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后来一则由于儒家的反对，二则由于后期墨家内部分裂，并卷入反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信誉丧失，其学派就趋于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功利主义的、钻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学习，是值得称道的。
参考书目
《墨子》：《修身》、《辞过》、《尚贤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儒下》、《耕柱》、 《贵义》、 《公孟》、《鲁问》、《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
孙贻让：《墨子闲诂》，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1937。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0。
关于墨翟学术的师承问题，据《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孔丘所创的儒家兴于鲁，墨翟长期居鲁，曾入儒门，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满儒家烦琐扰人的“礼”和弦歌鼓舞的声乐，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财的厚葬和伤生害事的久丧，并反对儒家的命定说，从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他的大弟子禽滑□也曾受教于孔子的门人，后觉儒家的学说不意，方转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现存《墨子》一书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
墨家学派不仅是学术上独树一帜的派别，而且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其具体表现是，以“巨子”为首领，徒众的进退出处，都听命于他，不得违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据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为实现学派宗旨而义无返顾的精神，是墨派显著的特点。
儒墨两家在当时并称显学，两个学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于培养“贤士”或 “兼士”，以备担当治国利民的职责。墨翟认为贤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对国家的治乱盛衰有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够“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在这三项品德中，德行一项居于首位，因为“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与儒家的说法颇为类似。但墨家所强调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又与儒家有所区别。关于言谈，墨家认为在学派争鸣时代，立论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说服力，关系到一个学派势力的消长，因此作为贤士或兼士，必须能言善辩，能够奔走说教，转移社会的风气。兼士还必须“好学而博”，而且所学不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并且包括技术的掌握。总的说来，墨家所要培养的贤士或兼士，必须具有“兼爱”的精神，长于辩论，明辨是非，又是道术渊博，有益于世的人才。
教育内容
墨翟以“兼爱”、“非攻”为教，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掌握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禽滑□要学习战守之术，墨翟即教以战略战术和各种兵器的使用。《备城门》以下多篇，显示墨翟对于这方面的工艺，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导不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为了实现非攻的主张，就反对楚王攻宋，并且派禽滑□统率门徒300 人帮助宋国坚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计划。墨翟卒后，后学继承其业。当时物质生产有所改进，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争鸣亦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墨家门徒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在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增长了不少科学知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后学在百家争鸣中，进行研讨辩论，不断总结提高的结晶，其中所涉及的认识论、名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等，其造诣都达到了当时的先进水平，也丰富了墨家的教育内容。
教学思想
关于知识的来源，《经上》指明：“知：闻、说、亲。”《经说上》又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就是说，人的知识来源有三种：①亲知，即亲身经历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体见”即局部的与“尽见”即全面的两种。②闻知，即传授得来的知识，又可分为“传闻”与“亲闻”两种。 ③说知，即推论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受方域语言的障碍。 这三种知识来源中， 以“亲知”及“闻知”中的“亲闻”为一切知识的根本，由于“亲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传闻”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须重视“说知”，依靠推理的方法，来追求理性知识。这对于人们的认识事物，作了明确的分析。
墨翟关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还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 “言有三法”。二者内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认为，判断事 物的是非， 需要论证有据， 论据要有所本，“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本于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但仅凭古人的间接的经验来证明还是不够的，必须“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当这一言论或判断当作政策法令实行之后，还要看它是否切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断事物是非、辨别知识真伪的标准。这也是墨家的逻辑学。儒墨都讲逻辑学。孔子主张“正名”，就是以“礼”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利害；墨子主张用“本”、“原”、“用” 三表法，就是上考历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实见实闻，再考察政令的实际效果是否对国家、百姓人民有利。对比起来，墨家的方法是较有进步意义的。
墨家重视思维的发展，注意逻辑概念的启迪。他们为了与不同的学派或学者论争，为了劝告“王公大人”勿做不义之事，必须辩乎言谈，以加强说服力。因此，墨翟创立了一些逻辑概念如“类”与“故”，应用类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进行论辩，以维护他的论点。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对“非攻”，列举禹、汤、武王从事攻伐而皆立为圣王，以这些例子质问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这里，墨翟指出“攻”与“诛”是不同类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还嘲笑儒家用“同语反复”的答问方式。墨翟问儒家：“何故为乐？”答曰：“乐以为乐”。墨翟认为这等于问“何故为室？”而答以“室以为室”。以同样的东西解释同样的东西，正是逻辑学所指出的下定义时的典型错误。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为男女之别，才是正确回答为室之故。由于墨翟重视逻辑思维，辩析名理，不仅运用于论辩，而且运用于教学。墨翟长于说教，除称说诗书外，多取材于日常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经验，或直称其事，或引做比喻，具体生动，较能启发门弟子的思想，亦较易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筑墙为喻，教弟子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请求学射，他认为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告诫弟子不可同时“成学”又“成射”。这些例子也说明，墨翟教学注意量力，既要求学生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者估计学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使能力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基础上，做到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对教师讲，这也是“因材施教”。至于不允许学生同时既“成学”又“成射”，也具有使学生学习要“专心致志”的意义。
墨翟还特别重视“强说人”的积极教育态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论， 他的“遍从人而说之”，与儒家的“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恰成对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学问题上，他对儒家所采取的“君子若钟， 击之则鸣，弗击不鸣”以及“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的被动答问的教学态度，坚决反对。墨翟主张教师要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不仅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
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墨翟把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视劳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他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劳和节俭，反对“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他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道德教育的进行在于言传身教，在于感化。墨家门弟子之众， 成材之多，是这一学派成为显学的重要因 素。《淮南子》赞叹墨家门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谓“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粝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师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茧，役身给使，不敢提出什么要求，这种艰苦作风，得到墨翟的嘉许。严师出高徒，禽滑□经过长期的熏陶，终成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强扶弱，见义勇为，有人劝其不要“自苦而为义”，他却认为天下莫为义，所以自己更急于为义。身为学派之首，出处进退，以义自处，起示范带头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数门弟子笃守“兼爱”、“非攻”以及“赖力而生”、“以自苦为极”的准则，极端重视言行一致，往往闻风而动，不避艰险。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点。
墨家的品德教育、论辩教育和科学教育虽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却有共同的积极因素，即重视实践（行）和联系实际。墨翟强调“言足以迁行者常（尚）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尚），不足以迁行而常（尚）之，是荡口也”。这段话的要义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墨家反对“言过而行不及”，认为话说得多与说得漂亮而不实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说，只有把“兼爱交利”的道理，指导实践，见诸行动，才能成为“兼士”，才能通过实际行动来教人。墨家重行，重视实践，但并不是一般功利论者的观点。他们在重视功效或结果的同时，并不忽视行为的动机，而是要求把“志”（动机）与“功”统一起来考察。鲁君因选择太子而请教墨翟，他建议鲁君“合其志功而观焉”。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道德行为的同时，要把动机与结果结合起来。墨学曾经是显学，《非儒》一篇对儒家作了严厉抨击。儒家孟轲则攻击墨翟兼爱是“无父”、“禽兽”，但孟轲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牺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说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翟及其后学所倡导的学说和学风，在古代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后来一则由于儒家的反对，二则由于后期墨家内部分裂，并卷入反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信誉丧失，其学派就趋于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功利主义的、钻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学习，是值得称道的。
参考书目
《墨子》：《修身》、《辞过》、《尚贤上、中下》、《兼爱上、中、下》、《非攻上、中、下》、《节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儒下》、《耕柱》、 《贵义》、 《公孟》、《鲁问》、《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
孙贻让：《墨子闲诂》，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1937。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