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别师友只身赴台

　　演培

　　一应聘到宝岛

　　在港住处既是这样不易,生活费用仍赖老友资助,内心实感相当不安。导师虽为我们住处,决意在港筹建福严精合,好让我们有一安定栖身之所,安心修学佛法,我囚应台佛教讲门会聘请,赴台主持讲习会的会务。讲习会的创办,是由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主持无上法师发心,礼请大醒法师办理。为造就僧才,醒公以带病之身负责,由于醒公的毁望,来会学习的男女生,约有四五十人。醒公以其过去在大陆办僧教育精神认真办理,大陆到台的几位老居土,如赵恒悬、李子宽、钟伯毅等,对讲会亦抱很大希望并护持,因大陆沦陷,在台培植惛才,为佛教最急要。

　　但是非常不幸,授课没有数月,醒公素患高血压症,突然发作半身不遂,以致不能主持讲会。时有圆明(即现在的杨鸿飞)法师,虽办好赴日求法手续,未夫前由他暂代理,因他决定去日,不能长期代理,几位大陆长者,灵隐住持无上,极为焦急,万一停办,太过可惜,圆明对大家说:“你们真要将讲习会续办下去,香港演培法师,是最理想人选,如请演培来台,讲习会岂不可以绩辩?”子宽长者听了,认为确是不错,飞函请我来台,并为办理入境手续,我就接受聘请来台。

　　各项手续办妥,即于民国四十一年二九五二)夏历二月礼别印公及诸学友。时港台尚无民航交通,乃乘太古轮只身赴台,航行两天一夜,船停基隆港口。说来又是凑巧,由匠赴港,是夏历六月十九安达,由港赴台,是夏历二月十九列达。是日善导寺举行观音法会,子老对信众说:“下午我要去基隆,接一位由港来台的法师”。有些信众听了,就在善导寺等,看看是怎样一位法师。当我到善导寺大殿礼佛后,未走的信众向我顶礼,以表欢迎。

　　后来张龄居士对我说:“子老这样高龄去按你船,我们以为是位老法师,那知你是年轻法师,当时我觉得不值得高龄子老去接,后听你为众开示,知你年龄虽轻,佛学造诣不错,对你生起好感,值得子老去接,且你在善导寺每次说法,我必来听,因你说法,不但深达佛法,且极适合时宜”。从这样看来,中国学佛人土,仍尊重老法师,不甚重视年轻出家众,无怪向来有说:“和尚不能老,老了就是宾”。无怪有些大德,四十岁左右就留胡鬘。

　　二为分班而洽商

　　到台理应即去新竹讲习会履新,但囚讲习会开始男女兼收,以醒公德高望重的老人,当然不会发生不必要的问题,我初到台就被视为年轻,将来假定会有什么事情,不特对宝岛佛教是一大打击,对我自己也相当不利,乃提男女分为两地教学,女生虽感不满,但隹持无上及诸长者,却相当同意赞许,认为这是很好建议。无上主张男生留灵隐寺由我负责,女生移中坜圆光寺,另请年高德重大德领导。为此商洽很久,并征得圆光主人同意,问题才算解决。

　　到女生迁出,我始赴灵隐寺,正式负起讲习会责任。原来女生较多,且叉聪敏好学,到分班后,男生只剩十二一人,且流通性很大。会中本有三位青年法师,我来自动离去,以为我来抢他们的职位,殊不知我是应聘而来,根本不知讲会内容,离去的青年义虎,竟然因此恨我而长期对我破坏,直到他们倒下为止。

　　时星云法师街在讲会,请为学僧教授国文,另请亦刚来台的霸根法师任监学兼授佛学,复请已退休的阴凯图居土,讲一般常识及史地,我为毕僧讲佛学,阵容可说不错。由于宝岛光复不久,男僧多有日僧习气,在会内穿僧装,出寺着俗服,对此实看不惯,乃子耐心说服,有的逐渐改正过来,有的仍然习俗不改,因此而退学的颇不乏人,但陆续有新滑来,最高峰曾有二十一、二名,是以讲会没有感到无僧来学之难。

　　灵隐寺位于青草湖叫,离市区约三五华里,环境固然不错,风景亦极优美,虽常有人参眺,但因光复初期,来观光者不多,对讲习会教学,没有什么影响。寺内,除后座大雄宝殿,供有释迦佛像,壁上塑有十八罗汉,佛后有观晋海岛,殿前有座孔子庙,为什么会供孔子,原因非我所知。寺内有时亦有佛事,因俗人来进骨灰塔,总要请僧诵经,皆由寺内住众负责,从不来烦学僧。唯寺内所有房屋皆已残旧,久未维修,讲堂及教师并学僧住处,皆不怎么理想。日常生活,更是相当清苦,因而有时要我从台北募化食油将之煮熟,用饭时将之浇在菜中,始可下咽。

　　物质生活虽则如此,精神生活尚属愉快,同事相处固极融洽,学僧被调使得亦渐上轨道,教学的教学,求法的求法。我除授课,早晚股以及劳作,没有不与学生打成一片,如种菜、施肥、抬粪、铺地等,都走在学惛前,学僧没有话说,早晨起在学僧前,晚上睡在卑僧俊,发现那个房间有灯光,立即到该房令其熄灯,务使学僧养成早起早眠习惯,以保身体健康。寺主无上因甚满意,讲习会声誉很快遍传宝岛,有心于僧教育者,对讲会皆有好感,认为这样办僧教育,可以造就有用僧才,各个老师看我如此实干,虽昔也就没有怨言。

　　三师生生活一起

　　大陆各地所办僧教育,教师都住在学院,从未见有走教,当时讲习会亦采这办法,每一教师因住会内,三餐粥饭亦同一席,早晚;上殴修持,我更与学僧同在,他们一举一动,教师没有不知,学僧稍不如法,立即料正指导,使皆如法如律。当时讲习会教学,不特重视知识的传授,佛法的薰陶,且予德行的训练,养成学僧解行并进,使来毕的僧青年,一扫日本佛教在台留下的恶习,走上中国佛教的正轨,成为像样的出家者。

　　大陆来台的僧俗大德,对时僧时俗宝岛出家众,特别对初出家的僧青年,深感不是味儿,有人大呼改革,但一切仍如故,现见在讲习会短期学习的僧青年,中规中矩的像个出家人,除极少数二一大德,对我们所办讲习会略表不满,甚至说在造就叛徒,真的不知从何说起?不过大多敷关心佛教僧教育的高僧,特别是渴望佛教有弘法增才的长者居士,异口同声说:“教导僧青年的僧教育不能不办,看佛教讲习会出来的僧青年,这样如法如律可知”。事实胜于堆辩,公道自在人心,非一二大德所能抹煞!

　　讲习会的声誉傅山,有徒在会学习的师长,偶而来看他的徒弟,除对讲会生起高度好感,对诸教学老师亦深表谢意,没有徒众在会学习的寺庙住持,到会参观后,亦认办得不错,很想送徒来会学习,因授课已年余,插砠学习,程度不一,予以婉拒。当时讲习会,给予各寺庙的良好印象,由诺来参观者所说可知。吾人在会生活虽很清苦,得到外界这样好感,内心实觉相当安慰!学僧知各方对他们期望甚殷,对佛法学习兴趣更为提高,身心行为也更加如法,不若初来时因循懈怠,管教亦不如初时困难!

　　忆在四川合江(县)初办法王学院时,有位老教育家刘畴九曾对我说:社会学校一班五六十名《(生,能有两三个成才,就算有了代价。对此我深深的记在脑海中,对时在会学习的十余学僧,时作如是观,不因学僧少而觉不安,不是对学僧有什么分别,在学僧是不是认真学习,还得看学僧智商如何,智商高而又认真学习,白然会有成就,智商低又不踏实学习,成就自然难说。是以教学之余,对诺僧只有鼓励,并举古今大德成功为例,希望他们效法古今成功的大德,为法为人的精神,努力学习非法以及各种知识,将来成为佛教的龙象!

　　四共同学习日文

　　时我虽任佛教讲习会教务,但从没有忘记自己学习。宾岛为日人统治五十余年,一般宝岛老少同胞,不是会讲日语,就是会写日文,来会求法的僧青年,虽冈蜜岛光复,中断日文学习,但因耳濡目染,仍会讲几句。虑请在会授课的开老居士,是留学日本的,曾汪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来台亦曾任台糖高级技师,对日文有二十余年教学经验,他的日文文法,较日人还要好,国文亦有相当根基,因而能用中国适当辞汇,说明日文助词及熟语、俗语,可说是促有名的日文学者。

　　课余每与关老说及日本,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本应与中国如兄弟般的友善,因有少数怀抱野心军阀,总想侵略中国,不特中国人不容如此,就是日本人也有不以为然,是以对日人具有侵略野心的,因为国人之所痛恨,但日本的现代文化,虽相当的模仿西方文化,但毕竞亦有可为我国所借镜者。了解近代日本文化,特别是日本佛教学者,对佛学的研究,确有值得我人学习。时我很想学点日文,该关居士这样一说,请为学僧教授日文,我也从旁学习,关老亦极乐意的接受。

　　讲到学习日文,在闽院求法时,日僧在教日文,且教得柏当好,时我年轻本可学好日文,但我极不愿学。一因中国本位文学及佛教思想理论,还不怎么了解,觉学日文无用,二囚对日本侵略者积极准备想灭亡中国,有着极强烈的不满,认为日人既是我们敞人,还要学习他的文字做什么?基于这两个原因,无意日文学习,日僧神田慧雪来教此课,尽管他认真教授,我却坐在后面看其他的书,错过学习日文的大好机会,有时想起亦责自己,但机会错过不可复得,现有这样难得机会,当然不能再让它错过。

　　在讲会增添日文一课,因宝岛光复不久,来学僧青年,在小学时代,曾多少学点,现在再学不感怎样困难,我是初学,开老虽教得很好,有些语法等,往往弄不清,只好问同学,并对他们说:“我教你们中国佛学,你们告诉我日文,文字是可互相交流及相互学习的”。为此,我对日文如有什么不懂,随时间同学日文的学僧,他们亦就所知祖告。时我学日文,只求实用,对日语,一句未学,半年下来,日文书中漠文多的,已略能看,但过讲日语的,不说无法对谈,听也听不懂一句。

　　关居上教日文前,曾特别对我说:“到你这样年纪,学日语很难学好,因日语的称谓复杂,稍弄不清楚,就知你的语言不行,你既以看日文为主,学习日文文法就可”。如此学习日文,到四十一年二九五二)冬,约学半年时间,对所学文法,确略已了知,但还不能运用。关老为使我能快读日文书籍,就想找本日文书,在房中教我。时我手中有日人高神氏讲的“般若心经讲义”,就暂以此作为课本。教此日文书籍,增我学习兴趣不少,闲并将所学译为中文,一边学习,一边翻译,日文进度更为神速。

　　后我在假期中,应碧山岩请,为该岩青年女众讲点佛法,无意于岩内藏书中,发现木村泰贤着「大乘佛教思想论”一书,当耶借来阅读,觉得比r般若心经讲义”易读,因共中汉字较多,只要上下稍为倒置,就成很好漠文,因而教学之余,每大试为笔译,经九月时间,译成二十五万言。坦白说,译时仍有困难,不明白处还多,幸随时可请问,全书得以译成。译出此谕,在中国佛教界,虽说还很新鲜,甚至有人不能接受,但在日本教界,认为已经过时,对大乘思想,有新发展,不能不说日人有其独特的研究精神,不故步自封的将思想停留在某个阶段。

　　“大乘佛教思想论”译成,于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出版后,本想续译亦为木村泰贤着r小乘佛教思想论”,期使我国佛教者,对大小乘佛教思想,有前后一贯认识,原因作者木村,对印度佛法流行,理出其整个系统,不同中国过去大德,用判教方式宣说如来一代时教,中国大乘务宗宗祖,本一部经内容,统贯整个佛教层次,固也有它独到之处,对整个佛教如没有特别理解或悟境,要想判释如来一代时效,敢说是不可能的,因而对诸宗主的判教,与佛教思想发达比较,虽有所别,但不能不拿重诺宗祖的敌判,是我们所不可或忘·

　　本可立译“小乘佛教思想论”,因各讲说不断增加,身体亦还相当健康,由于时间不为我许,只点点滴滴的有空译点,无暇就又搁下,一搁就是很久时间,甚至一年未曾动笔,不能不说是个极大遗憾,民国四十三年直到民国四十六年,始克全部译成。虽则如此,总算实现“俟有因缘再为译出”的诺言,未向读者开空头支票。大小乘思想论先后译出,若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欧阳瀚存所译“原始佛教思想论”,前后合看,对印度各时期的佛法思想来源和演变,就可明显看出佛法思想是怎样的发展!

　　五内教以及外化

　　佛教讲习会在灵隐寺初办,未受新竹学佛人士重视,待讲习会办得不错的声誉傅出,渐有男居士不时来问佛法的理论,经数度柑互交谈,于新竹工业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的几位居士,如李恒钹、许巍文、程道艘等,提议请我到新竹街上,为一般信众讲点佛法,并说新竹学佛人不少,日据时代有没有听过佛法不知,光复后我们就在新竹服务,似还少有法师来此说法,法师现在此间办学,内教之余,每周某个晚上,能拙出些宝贵时间,为社会学佛者,宣扬佛法真理,让他们亦能知道一点佛法最好。

　　我看他们这样热忱为法,当就应允每回试讲一次。李居士等得我许可,就认真的去推动,没有经过多少天,来对我说:“市内有个证善堂,是学佛人士拥有,国人向来神佛不分,堂内既供有佛像,亦供有其他神像,如因法师去讲佛法,使他们分清神佛,不再为迷信误导,是最好没有。该堂主人乐意请法师去说法。一旦整理清洁,每周六晚说法一次。开始听众不定很多,慢慢会有人来听,且新竹市郊尼众寺庙很多,出家女众不少,想渐渐的会来闻法”。他们对此事的开展相当乐观,丽我向外弘化也就从此开始。他们虽很乐观,我可不敢自信。

　　我不善说法固是个原因,语言不懂可能是个主因。灵隐住持无上,感于弘扬佛法重要,对外说法既已开姑,不能让它夭折,于是恭请印公,通俗说法三日,支深译为台语,听众确极助跃,但只热潮一时,后常到竹开示,听众同样减少。直到民国七十六年(一九八七),据告新竹佛教,始终无法开展,不论那位大德到竹弘法,不论怎样能言善说,总不能引起当地学佛人士的闻法热潮,不能不说新竹佛子善根太过深厚,不用听闻佛法,只要自己修持,就可得则成就,否则,宾岛各地佛教,佛法弘扬极盛,为什么新竹佛教老是这样停滞不前?我真想不出其理由安在!

　　六会所一再搬迁

　　讲习会男众部,在我负责后,仍设灵隐寺,但因不是灵隐寺主办,而是台湾省佛教分会倡办,所以名“台湾佛教讲习会”,显属整个台湾佛教的,在灵隐寺半年,省佛会突宣布对讲会仅作侧面协助,不再全权负责,是否经济关系,非我所知。讲习会的创办,各方认为难得,不能因此停办。经短时期磋商,灵隐寺主愿让讲会,迁到台北善导寺续办,一切费用由善导寺负责,灵隐寺从旁协助。

　　讲习会于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春,从新竹迁台北,全体师生皆住善导寺。全部学僧愿转台北,教师有人应请别就。幸台北请教师不算太难,问题很快解决。善导寺生活较好,居住环境较差,如学僧住处,根本不像寝室,是住大殿后往生堂,其中供有很多住生牌位,早晨收起被单,晚上再行打开。这还不成太大问题,白天供有牌位的信徒,进出烧香拜祖,学僧颇感不便,午后要想小休亦不可能,但为维持讲有继续,不得不暂适应环境。学僧仍很安心读书,可见宾岛惛青年,求法的精神难得,使我对话学生留下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

　　善导寺位于当时中正路二段,交通流量相当频繁,终日车声隆隆,人声鼎沸,对授课黟响很大,好活动的学僧,不时悄悄上街,管理确多不便,勉强教学半年,好学的僧青年,常求易地授课,我亦极以为然,乃就商热心维护讲习会的子老,复由子老征询无上寺主,咸认有此必要。是年(民四十二)的下半年,讲习会又迁回新竹灵隐寺。学僧得到这消息,无不雀跃万分,读书环境极为重要,没有安定环境读书,很难学好所要学各种知识,特别是佛法理论的学习,更须安静的环境。

　　讲习会自台北善导寺,迁回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将讲堂以及师生寝室,整理及清净后,于九月五日开学,又过安定学习生活。寺主无上对僧教育素极热心,此次不但同意讲会迁回,并供有志向学青年法师,来寺研究自修以事深造。本定第三年为学僧讲俱舍,由于时节因缘,特地提前讲说。承诺来此自修青年法师,不以我不善讲说,发心来做“影响众”,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俱舍不敢说有什么心得及研究,但承幻生、妙峰、常觉、唯慈四位法师,发心为我笔记,虽仅讲至世间品,讲会就要毕业,后到福严精舍续讲俱舍,终成“俱舍论顼讲记”,可谓幸事!

　　七建醒公舍利塔

　　大醒法师是位护教护国的杰出大德,对惛教育的热心尤为难得,过去主持闽南佛学院时,革命大业刚刚奠定,佛教危机日益深切,不忍佛教就此消失,乃于办学之余,编发现代僧伽(后改名现代佛教),鼓吹佛教应兴应革事宜,能获僧青年的尊敬爱戴,但为传统保守大德不满,视其为猛兽般的革命僧,多有不以其作风为然。划陆战火从北方烧到南方,为保存太虚大师所办海刊慧命,乃不惜辛劳的奉潮晋来台,海利慧命得以延绶,奉献宝岛光复后的佛教四众,爱国爱教,急呼佛子不为共党所惑!

　　到台除编海潮晋,役任善导寺导师,为众说法,起发正信,感化不少佛子。嗣应台省佛会聘请,成立台湾佛教讲习会于新竹灵隐寺。时障公血压甚高,于新竹香山静养,但感僧教育创设刻不容缓,乃以带病之身出而主持。民国四十年(一九五一)十一月十八日举行开学典礼,慕名而来粤僧数十人,按时上课,秩序井然,不特醒公愿将讲习会办好,造就真正弘法僧才,即诺有心于佛教的大德居士,亦对讲习会期望甚股。醒公因血压本来很高,加上筹办讲习会太过辛劳,不幸于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在讲堂授课时,忽患脑溢血入昏迷状态!

　　讲习会成立,没有醒公发心,根本不可能出现,谁也不能否认,醒公毕生为佛教文化及僧教育丽精进不已,为表对醒公的崇敬与哀思,自由中国的佛弟子,在印导师策动下,于善导寺开追思会,到四众弟子三百余人。这是对醒公应有的尊崇,想不到竟有人说大醒死后会有这样哀荣,颇有不值如此对待醒公。说这样话的人,既没有同道之谊,对寂后的人还会有嫉拓之意!

　　醒公是为办讲习会,患脑溢血而示寂,应为建塔以志永念,灵隐寺空地很多,以此事商于寺主,无上亦极表赞同,但经济要我设法,我就向宝岛醒公在俗弟子,香港崇敬醒公的大德劝募,获得港台佛子的响应,乃择地为舍利塔之基,立即动工兴建,寺主无上真正发心,每日亲自率工督建,不数月即告完成,乃订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九月十八日(夏历八月十一日),举行舍利入塔典礼·是日来寺参加入塔礼的四众,计有印顺导师、子宽居士等近两百人,可谓极一时之盛,礼成并摄影留念。一件大事完成,我心始稍安慰。后因灵隐寺内人事变动,恐后人不尊敬舍利塔,我又发起将醒公舍利,移入福严后山福严塔供奉,从此不再有所移动,我对醒公大事可告慰内院醒公。

　　八第一届毕业礼

　　我于民国四十一年二九五二)五、六月问,正式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由新竹迁台北,由台北迁新竹,不觉间忽已三年。初办就是三年一期,现既届满三年,乃于民国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十一一月十九日,举行第一届毕僧毕业典礼。讲会初虽由我负责,后又请印公为导师,由于他老德学崇高,期间虽有学生流动,但毕业时仍有学僧十二人。学僧成绩卓着,声誉遍于全岛,是以是日来参加毕业典礼者,新竹地方长官,各地佛教人士,到有近二百人。长官及诺大德,对讲习会诸多赞誉,而此皆由导师顿导所致。

　　毕业僧虽仅十二人,但能为佛教服务,活跃宝岛佛教讲坛,而为一方化主,受广大信众?敬,确有两三个人,如圣印、修严、通妙。通妙曾赴日留学,都是杰出的优秀学僧,因而迄今仍有人说,我如在台办惛教育,必造就更多僧才,对佛教更有贡献!不过严格说来,我对讲习会仅造成二、三人,并不认为办学有成,深深为此感到惭愧。毕业礼上虽受僧俗赞美,不知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讲习会未续办,威认是一大憾事!寺主无上及诺热心僧教育大德,对此亦感极为可惜!佛法讲因缘,如因缘成熟,自还可续办,且会办得更好更有成绩!

　　灵隐寺是个很好遗场,以修持说,是理想的修道所,以求法说,是最难得的僧教育机楷。寺主无上是苗栗大湖法云寺派下,在我办学期间,妙果长老曾派无上去接任隹持,他亦答应妙老,但为灵隐安定,再三请我住持灵隐,长期办僧教育,但均为我婉谢,因我不是要人寺庙的人,过去在大陆亦未接受丹阳某寺住持。寺主无上,并不因此作罢,再请朱镜宙长者来寺恳切劝我。一天早晨,我正在房内礼佛,朱居士突来我房,不问我拜佛完毕与否,立即向我一顶礼·我问遗:“长者怎么早来此?是不是有什么要事乙?长者说:“我应无上法师请昨晚到此,夜间我们相谈很久,他说要去法云寺接任住持,但灵隐寺没适当人接任,说与法师有缘,请你住持最为理想,别人他不怎样放心,请我来劝法师满其所愿,让他安心将法云寺办好”。不论长者怎样说好话,同样为我婉拒谢绝。所可惜的,就是无上法师谢世以后,没有适当人选继任,渐由僧寺变为俗人谋利场所,原住二十余名老少僧尼,皆不能安心住寺修持。把持灵隐寺的俗人,因经济富有而过奢侈生活,将来果报柏信会够他们受的。有本事的大德到处估别人的寺庙,因受很多人漫骂轻视,说不像山家人,没有用的我末受恳请接任,使大好寺庙变卖,可能亦会受到谴责!

　　摘自《菩提树》总第4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