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不仅是我国着名的翻译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万里，所闻所履达．138国。其间历尽艰险，始终不屈不挠。特别是不为名利所动，坚决拒绝了印度国王和学人的一再恳留和百般阻挠，毅然东归，回到祖国弘扬佛法。回国后又婉拒了唐太宗劝其还俗出仕的主张，矢志不渝地献身佛教事业，成为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因此，鲁迅说他是“中国的脊梁”，梁启超则称他是“中国佛学界第一人”。现在，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玄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当时正在中国流行的各种佛教思想存在的一些矛盾，以便使佛教思想在中国更为流行。他通过多年来在各地参访学习，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所谓“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是，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以求佛理真传的信念’，决心西行去印度求法。因未得唐太宗批准，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也就是偷渡出境。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决心赴印求法以解决佛教理论方面所出现的矛盾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

　　其次，玄奘当年私自离开长安以后，一路上既有州官的留难与追捕，也有荒无人烟那八百里大沙漠的艰苦行程。但他毫无畏惧、退悔之心，而是勇往直前，最后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到达故高昌国时，受到高昌王的百般礼敬，并给予极高的荣誉和地位，挽留他长住高昌弘法，遭到玄奘拒绝后，甚至以遣送玄奘回长安相要挟。玄奘毫不动摇，绝食三日，以死表态，执意西行。高昌王无奈，只得与玄奘结为异姓兄弟，留玄奘在高昌讲《仁王护国经》一月后放行。从这一点看，玄奘的爱国意志是十分坚决的。

　　第三，玄奘于贞观二年（628年）春从高昌王城出发，到贞观五年（631年）十月初进入那烂陀寺为止，前后四年余，历经50余国，沿途除了弘法讲经，传播唐代佛教文化外，主要是向各国佛教学者学习大小乘佛典、因明、声明、梵文乃至婆罗门教典籍。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玄奘曾在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克），与小乘佛教徒般若羯罗（慧性）共同探讨一切有部的《毗婆沙论》，又与佛教学者达摩羯罗（法性）、达摩毕利（法爱）相互研讨、交流佛教文化。旋于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阉那因陀罗寺，师事名僧僧称（或作僧胜），学习《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又与大乘佛教学者毗戍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呾逻多（最胜救）等共同讨论佛学，相互问难，前后达二年。后至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习《百论》、《广百论》以及婆罗门教的《吠陀经》、《奥义书》等。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费罗兹布尔地方），住突舍萨那寺（乐受寺），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习《对法论》、《显宗论》等。在阉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之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学习《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勒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阉那鞠多学习《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学习《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脑），从毗离耶犀纳学习《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等。贞观五年（631年），抵达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地方），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前后五年，系统地听戒贤讲了《瑜伽师地论》3遍，《顺正理论》1遍，《显扬圣教论》、《对法论》各1遍，因明、声明、《集量论》各2遍，《中论》、《百论》各3遍，同时兼学各种婆罗门书。最后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

　　贞观十年（636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历游五印，继续访师参学。在此期间，他在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停留二年，潜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请教说一切有部三藏及因明、声明等。旋至杖林山访谒胜军，随之研习《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无住涅檠论》、《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等，相互切磋质疑。二年后回到那烂陀寺，奉戒贤之命，为该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等。其后还撰述《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等。这表明玄奘此时已经学有所成。

　　从上可以看出，玄奘无论是在西行求法途中，还是到了那烂陀寺，以及后来的到处访师参学，都表明他在学习上的刻苦认真。他不仅大小乘经典都学，而且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的经典都学。这种为弘扬佛法而好学不倦的精神，完全来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爱国主义精神又一方面的表现。

　　第四，玄奘在印度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获得巨大成功，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他参加五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回到祖国长安，时唐太宗见其学识渊博，有宰相之才，所以力劝其还俗出仕，共理天下。但是玄奘献身佛教，矢志不渝，故而婉言辞谢。不久，即组织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从此，玄奘“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常常“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文，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不仅如此，他在慈恩寺译经时，还要领导全寺僧众做法事，挤出时间教授弟子。每天晚饭后，玄奘总要抽出二个时辰（即4小时）为弟子讲演新译经论，解答弟子们提出的种种问题。入夜以后，在寺弟子100余人纷纷向他请教，他都耐心仔细地一一予以解答和指点。此外，他还常常抽空与寺中大德研讨西方至贤创立的各种理论，评述诸家异同，并关心各地来寺游学，的青年僧人。

　　正是在这种极端繁忙的情况下，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5月起，到麟德元年（664年）二月圆寂止，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此外，玄奘还应唐太宗之请，撰成了《大唐西域记》12卷。这部书详记唐帝国西北边境至印度的疆域、山川、物产、风俗、政事和大量佛教故事和史迹，至今仍是研究西域和印度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珍贵文献。不仅如此，他还把印度的天文、历算、医学、因明等乃至制石蜜（白砂糖和冰糖）技术传人中国。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玄奘一生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中，我们不禁联想起，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美德，它历来受广大人民的尊敬和崇仰。如爱国主义者玄奘在西行求法回国时，经西域到达唐都长安，就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唐太宗特命京城留守、宰相房玄龄前往隆重迎接，并专门举行了盛大的仪式，由寺院僧众、皇室和民众共同护送玄奘至城中弘福寺。其时，全城寺院僧众举着幡帐、幢盖、宝案、宝举，排列于路侧两旁，文武官僚和士庶也分立两边，沿途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人。数十里间，梵乐声声，香华缤纷，烟云缭绕，赞响彻天，竞相欢迎载誉自佛国归来的玄奘。又如玄奘圆寂，噩耗传出，皇帝震悼，僧俗悲惜。下葬之日，数百弟子哀号动地，京城道俗每天有上千人奔赴哭泣，500里内京邑及诸州官民前来送葬吊唁者多达100余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人，无论是信仰宗教还是不信仰宗教，只要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就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崇敬。

　　总之，我们今天缅怀玄奘，纪念玄奘，主要目的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玄奘为国为教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