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因缘略述

　　吕建福

　　佛教思想由“阿含”而“般若”,由“般若”而“中观”而“瑜伽”,教理愈趋愈密。瑜伽学之核心即为法相唯识之学,乃印度大乘佛学高度发展的结果,可以说是大乘佛教理论化高度成熟的标志。法相唯识学在印度的成熟,约在佛灭后九百年顷,由无著菩萨针对当时佛教界计空计有之偏执,依据《解深密经》等教理,倡导外境非有、内识非无之唯识中道义,又造《摄大乘论》,并授其弟世亲,世亲为此论造释,晚年又着成《三十唯识颂》。后之十大论师各造论释,由是,一切法皆非外境、唯是识变、“万法唯心”之法相唯识之学蔚然大兴。

　　唯识学在印度传扬未久即传入中国。中国所传之唯识学萌芽于六朝时期,极盛于唐代。可考者凡有三系:一是后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译出《十地经论》、《破色心论》等有关法相唯识经论,并讲习阐释,形成“地论宗”,此为中国所传唯识学之萌芽时期。二是梁陈之际真谛三藏大弘《摄大乘论》形成的“摄论宗”,可为中国唯识学之增长时期。三是唐初玄奘法师的唯识学系,乃中国所传唯识学之宏传时期。【1】

　　玄奘法师之唯识学系,虽为中国所传唯识学之第三时期,究竟而言,并非前期真谛等所传法相唯识学之传承,而是直承印度。玄奘认为真谛等所译唯识经论有未尽善处,对其所弘学说也不无疑义,且因“佛性”问题的久远争论,促使他只身西行、去印度取经求法,历尽难险,诚乃为法孤征。玄奘法师于印度那烂陀寺依止戒贤论师受学瑜伽诸论,又从胜军得闻护法《三十论释》,尽得传授。归国后,应高足窥基之请,将西域十大论师之唯识释论糅合为一且折衷于护法,是为奘师所传最重要之唯识典籍《成唯识论》。窥基(慈恩大师)为作《成唯识论述记》、《枢要》等,发扬光大,开“慈恩宗”,即今日一般所言中国佛教八宗之“法相宗”。

　　玄奘所传法相唯识之学,至三传弟子智周以后渐趋衰落。唐会昌法难,唯识典籍大多散佚。隋唐至宋元,有关唯识义理,仅宋永明《宗镜录》、元初云峰《唯识开蒙》等稍有阐述。明末清初一度稍盛,也仅高原、智旭、王夫之等数人着书阐述唯识义理,但师承中断,作为一宗之唯识宗已不复存在,且因隋唐唯识古籍散佚殆尽,典籍不备,其所述唯识学理颇有失真,与唐代玄奘、窥基所传慈恩宗不尽相合。直至清末民初,沉寂已久的法相唯识学始见复兴之机缘,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遂重放光华。

　　法相唯识学在近代复兴的大因缘,出自思想文化界。清末民初之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面对面方文化之涌入,佛教界、学术界的杰出之士发现我国固有文化中之佛教唯识学,无论就其理论之系统与精密还是其精神之重理性和逻辑,都足以回应西方科学文化之挑战且合乎我国建立现代新文化的需要。因此,唯识学特别为思想文化界重视。而其复兴、弘传,也不同于传统教界寺僧师资相传之宗派复兴,而是与学术文化界密切相关,佛教居士及知识界人士在法相唯识学的复兴过程中,起着较僧尼更为重要的作用。

　　法相唯识学在近代复兴的具体因缘,则可溯自一八六六年于南京创立的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居士于一八六五年在太平天国战火之后来到南京,当时社会上连一般信众最需要的常用佛典如《无量寿经》、《十六观经》等也难获得。杨仁山与学佛同道十余人共议,“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普济群生。”遂于一八六六年创办金陵刻经处,寻觅佛典,精刻流通。杨仁山为寻觅佛典,苦心孤诣,一旦搜寻到散佚佛典,则极为高兴,“得一经如获头然【2】”。一八七八年,杨仁山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在伦敦结识了正在牛津大学学习梵文的日本着名佛教学者南条文雄,结为道谊之交。尔后数十年中,两人常有书信往来,互相寻补佛教典籍,为近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之重要事件。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的许多我国久佚的隋唐佛学典籍,即由南条文雄从日本寄来,南条文雄也从杨仁山处得到许多日本未见的佛典,日本《续藏经》之编印也得到杨仁山的大力支持,曾提供日本未见章疏及密典达三百余种供其选取收入。杨仁山通过南条文雄及其他友人从日本、朝鲜等地访得旧刻藏经零本三百多种,后陆续择要刻印流通。

　　金陵刻经处在清末民初时刻印流通的这些佛典,许多是我国自唐代会昌灭佛即已失传,宋明以来千余年间末行于世的重要典籍,如隋嘉祥法师所撰《中论疏》、《百论疏》,乃三论宗之重要典籍;唐窥基法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大疏》等,乃慈恩宗的重要着作。三论、法相唯识之学,在国内外已成绝学,正由于这些典籍的刊印流通,重行于世,引起学者研求之兴趣,遂重启义学之风。这些典籍的印行,对三论、法相唯识等宗教义复明、研讨有路,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欧阳竟无居士在为其师撰之《传》中写道:

　　“明未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即杨仁山)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臬不遗,奘、基之研讨有路”【3】

　　后来欧阳竟无创办“支那内学院”,设法相大学,大弘唯识法相之学,并出版流通大量法相唯识典籍及章疏,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其初始因缘正来自杨仁山居士。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广为流通,并深研佛学,至晚年又创办“袛洹精舍”、“佛学研究会”,大兴讲学之风,开近代高等佛教教育之先河,对近代佛教之重振贡献极大,因之被尊为“现代佛教复兴之父”。在佛学思想及修持上,杨仁山虽“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但并不局限于华严与净土,而是提倡各宗并弘,深得中国大乘佛教之精神。因此杨仁山之门下多才:谭嗣同善华严、黎端甫善三论、桂伯华善密宗,章太炎、孙少侯、李证刚、梅撷芸、蒯若木、欧阳渐等则善法相唯识之学。杨仁山居士晚年尤其重视法相唯识之学,以为该学能救治佛门之积弊从而有振兴佛法之效。在《十宗略说》中,杨仁山认为法相唯识之学能矫正禅门空疏之病,“诚末法救弊之良药也。参禅习教之士苟研习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性、笼侗真如”。

　　在《与桂伯华书》中说:

　　“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

　　由此可见杨仁山居士对法相唯识学的重视。杨仁山校勘《瑜伽师地论》前五十一卷未终,去世前嘱咐欧阳竟无居士承继其事。欧阳续刻《瑜伽师地论》后半部,阅七年而成,并撰成长叙,探幽发微,慈恩宗义于是复明,重辉于世。后又创办支那内学院,大弘法相唯识之学,极大推动了近代佛教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注释:

　　【1】参见“法相唯识学中国所传”,世光文,载《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二十四册,《唯识学的发展与传承》。

　　【2】张尔田,《杨仁山居士别传》,《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第二册。

　　【3】欧阳竟无,《杨仁山居士传》,《金陵刻经处历史资料点滴》第一册。